睡前小故事 1979年7月23日晚上8点整，这个时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1979年的夏天，我的内心正饱受着烈火般的煎熬，我渴望爱情，就像焦渴的大地渴望着雨水。那一年，我27岁，可一次恋爱也没谈过。
1969年，17岁的我就告别了生活的城市武汉，作为知青下放到了湖北光化水泥厂。白天我们都在建设工地上搬石头、扛水泥、抡铁锨，晚上则集体睡在芦席棚里，几十个人睡一个大通铺。没有星期天，没有假日，业余的时间大都被政治学习和批斗会占了，没有一点谈恋爱的时间和氛围。几年后，厂里生活条件改善了，同伴们都纷纷开始追求厂里的女孩，我却只能游离在外。因为水泥厂是重工业，男孩子与女孩子的比例是七比一，一个女孩就有一个班的男生在后面追。当时的我满怀着对爱情的憧憬却只能望洋兴叹，只有用文学来充实我的精神生活。
然而就是这文学爱好给我带来了爱情上的转机。1977年，我创作的诗歌开始频频出现在地区的小报上，县文化馆的一个创作辅导干部注意上我了，通知我参加了县文化馆的一个“创作培训班”。在创作培训班上，我和写诗的陈君结为”对子”，每个星期天，我都带上新写的诗赶到二十里外的县城，和陈君交流。很快，我们成了知己、好友。1979年初，当陈君得知我还没有女朋友时，就想到了自己所在的厂里有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孩，同样也爱看书学习，和我似乎很般配。谁知那女孩的父亲听说我是个外地人，便一口回绝了。
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大半年。到了1979年7月的一天，陈君在办公室遇到那个女孩，无意间提到了我，说曾想介绍她和我认识，但被她父亲拒绝了。那女孩很惊诧，说压根就不知道有这回事，陈君趁机说:“那你想不想跟他认识?”
那女孩虽没有点头同意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恰巧，第二天是星期天，陈君骑着自行车带着我，快走到那个女孩家时，自行车轮胎放炮了，我有些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这是不好的预兆，还是祝贺的炮声。
我们推着自行车向她家走去，陈君和我事先商量，装作无意中路过她家，进去坐坐，事后再问双方的意见。我这才有机会看清她的模样，她生得十分清秀，那一双大眼秋水盈盈，美丽非常，可以说我对她是一见钟情。随便扯了几句后，我和陈君便告辞了。刚走了百十米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向陈君表达了我的欢心，叫他返过去问那个女孩对我的印象如何。陈君去了一会儿，回来说:”她对你的印象不错。”我高兴极了，趁热打铁，拜托陈君明天上班时.向她表达我想和她约会的心情。陈君答应了，要我明天等他的电话。直到此时，我才知道了那位女孩的名字——高延平。
星期一，我在厂里苦苦盼了一上午，也没盼到陈君的电话。下午一上班，车间领导又通知到铸造班开全体大会，我心里很着急，因为电话只有车间办公室有，而办公室离铸造班有几百米远，我担心接不到电话，误了人生大事。我人坐在那里开会，心却飞到了办公室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实在坐不下去了，装作上厕所溜了出去，刚走到车间办公室门口，就听见里面的电话铃响，我赶紧冲了进去抓起电话，真是陈君来的!他告诉我，已经和高延平联系了，她同意今晚和我约会。我激动得心潮澎湃。
和高延平开始约会后，我越看她越觉得漂亮。记得第一次带她到我们厂里去玩，全厂都轰动了，都说我谈了一个天仙般的女朋友。正是因为她不寻常的美丽，在她们厂里，一般的工人都不敢追求，别人跟她介绍高干家庭的子弟，她又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害怕人家是纨绔公子哥，所以阴差阳错拖到24岁，一直没有正式谈过对象，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遇上她的。
和高延平约会一段时间后，我们相互有了许多了解。高延平不仅长得如出水芙蓉，而且还举止文雅、通情达理。相比之下，我当时的条件就逊色多了，我出身在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，兄妹6个，家境贫寒，我又是孤身一人远离家人。这一切对于朴实而不追求物质享受的她来说倒没有什么，我最担心的是我的个子。我身高只有1.60米，在现代人眼中称得上是”三级残废”。打小，我就听惯了街坊邻居们的嘲笑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高延平是个爱好看书学习的女孩，我决定用我的写作特长来弥补我的不足，让我们的爱情牢固融洽起来。于是，和高延平约会了五六次后，我一口气写了三首情诗送给了她，向她表达了我爱慕她的心情。
高延平看了我送给她的情诗后，果然又感动又佩服，把情诗端端正正地抄在笔记本上，并在8月20日那天正式带我去见她的父母。从高延平家里回到厂里的那天夜里，我心潮澎湃，激情难耐，一口气又给我的心上人写下了三首情诗……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能让我调回武汉的机会出现了，当时能从一个三线小厂调回武汉，可以说如同攀爬悬崖绝壁一样难，这是伙伴们都梦寐以求的好事。可是面对高延平这样一个令我钟情的女孩，我丝毫没有犹豫，一口就回绝了这个大诱惑。#p#分页标题#e#
延平母亲的话犹如一盆凉水把我从热恋中泼醒了，是啊，当时在城里连出租房都找不到，就连延平家里八口人也只能挤在一间二十余平方的简陋房屋里，而我所在的水泥厂虽然男多女少，但分房规定却偏以女方为主，单身女职工婚后可分得一间住房，而男职工结婚的对象如不是本厂职工，则没有分房资格。这是那时普遍的分房规定，如“纺织厂”女多男少，分房就以男方为主，女职工只要结婚的对象不在本厂，就没有资格在厂里分房。延平所在的单位就是纺织厂，也就是说我和延平都没有在厂里分房的资格。好在当时我们厂里的单身职工大都已成家，我独自一人占领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单身宿舍，只有把它作为将来结婚时的新房。
延平的母亲勒令我在城里解决住房的要求令我十分为难，晚上和延平约会时我表现得灰头灰脑、垂头丧气，延平感觉到了我的情绪。在她的追问下，我只有把心中的忧虑倾诉出来。延平听后安慰我:”你放心!结婚了，我可以每天骑自行车到你们厂去住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你就教我学自行车。”
我为延平这金子般的心而感动不已，当晚回到单身宿舍仍不能平静，情不自禁地又拿起笔来写下三首情诗……
我的情诗如同一束束鲜花丰富激荡着我们的恋爱生活，1980年5月6日，领了结婚证出来，我们走到大街上，我想送一件礼物给延平。首先想到的是鲜花，但那时是没有鲜花卖的，我问延平想要什么，延平说:“我现在已经很快乐了，什么都不需要。”我又提出中午到餐馆吃一顿饭以示庆祝，延平摇摇头道:“我不习惯上餐馆，就随便在街上买点吃的算了，下午我们俩还要上班哩!”那时街上卖饭的也十分少，我正发愁，延平指着路边一个卖烤红薯的说:“就买这个吧!”我笑着买了两个烤红薯，我们俩一人一个，就在路边吃了庆祝我们领结婚证的美丽大餐!这以后我常常幸福地想:烤红薯虽然平常，但又香又甜又热乎，不正象征着我们婚后香甜而平静的生活!
